怪力乱神铁观音

转载按：
去年季羡林去世，举国上下一片悲戚，那叫一个如丧考妣…“文化昆仑”是已经颁给钱钟书了，就给季冠上“文化泰斗”啊，“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”啊啥的称号，看得肉麻死了。
关于季先生的学术范围是否属于国学，早有n多人质疑过了，比如梁道长。破了这个说法之外，梁还极大地赞扬了季治学的严谨。就我对季的有限了解，这两个说法可谓相当准确和辩证。对于季羡林的治学水平，我没资格说三道四；治学态度，从他亲友学生的各种回忆(注：不是来自官方宣传)中可见，确实令人高山仰止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人，特别是作为偶像的“文化泰斗”，光学术牛显然是不够的。而我始终觉得季是个很无趣的人。阿忆《我的死生北大》，写得那么好，提到季羡林，也只是说他藏书多而已。他学术牛逼，散文呢?水平就很一般了，还不如一些科学家写的好。早些年各大杂志转载的一篇季羡林帮刚入学的新生看行李的文章，恕我阴暗，我总觉得是伪作；其目的，当然在于——“塑造大师”。
今天看到老愚写的“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吗?”。前半部分写得真是好！故转载过来，推荐语——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！”

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吗？
from：左撇子的眼睛 老愚
毋庸讳言，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，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。
追 根溯源，他并非一个被选择的角色，他对红色政权由衷的认可，是其成为种子选手的前提。长达半个世纪的共生关系，最后达到水乳交融。他的被认可，既是需要， 也是被需要。他似乎乐得被需要，只要这种需要不损害自己的性情即可，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学术领导者的角色。在晚年，对社会影响力的看重，促使他进行了人 生的攀高运动。
尽管偶有失态之举，但大体上，他还是一个本分的人，他的本性遏制了 造神运动。但他已经被供奉于文化神台，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独尊中国文化的议论与构想，被适时地作为中国崛起、中国终结世界的有力支撑。他对“和谐”以及“天 人合一”的呼吁，被作为呼应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同构。在被同构之后，他的本义模糊而遥远，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声。
这种悲哀是莫可名状的，他应该知道，但他似乎更乐于发声，并甘于做社会矫正师。
被 礼遇到最后，他们都愿意做宏观规划师，以一己之力，从学术而社会，最终覆盖整个社会领域。这或许是某种生物本能，让自己思维的基因无限度地繁殖。钱学森如 此，季羡林亦如此。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寄存物，既担当政府赋予的文化兴盛重任，荣升为国家吉瑞符号，又充任民众的精神延安宝塔，有抚慰其心灵之用。
“ 文化老人”，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加冕礼。被分封的荣耀，足以令人折腰。该项册封很早就开始，有人在中年便被选中。但这种过早的钦定，是有风险的。有些人感 觉自己已经步入神翕后，不由露出文化流氓的底色。谁能在最后胜出成为国之所尊，除了自身的学问、公众形象以及持久的政治正确外，还得长寿——你得比别人活 得长，才有做文化寿星的资格。
这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下来，一个人很难不成为神。
他们往往成为抽象品质的集大成者，被人敬仰。熟悉内情的，缄默；写传记的，阉割。默契而自觉，大家要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神话。
与此同时，一定有另一些声音流传。
在季羡林先生声望达到顶峰之际，对其进行的人生价值评估已经开始。大师还是凡人，舆论各执一端，尽管作者生前力辞“国学大师”等桂冠，在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关照下，诸多媒介争先恐后将他定位为文化大师。
在 有意无意省略掉人生历程后，季羡林的学问与人格凸显在大众面前，一个伟大传奇流布天下。传记作者匍匐于季羡林文字的言说前面，写出了厚而无味的历史。这当 然不能全然怪罪于作者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下，名人的历史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制范畴，论定以及如何论定，都有定规。即使政府放手，家属往往更为苛 刻。
神像既立，是断然不许推倒的。他们要让读者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经历里获得正确的知识。至于传主的真实面貌如何，倒在其次了。活人与死人的纠缠，催生了一大批伪传记。在作者和传主方完成勾兑之后，读者沦为最大的受害者。
季羡林本来也不例外。但他的儿子猛然击碎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。
就 是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这本《我和父亲季羡林》。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，抛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。他以“盖棺论定”自许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 学者的人生略图。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，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，一个孤独、寂寞、吝啬、无情的文人。早年的心结——寄居叔父家、无爱的婚 姻、母亲早逝，塑造了他压抑、封闭、孤傲的性格，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，又使他身陷一个女人设计的阴谋泥沼而难以自拔。
本书彻底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“大师”的完美形象，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。外界猜测不休的父子恩怨也有了新的注释：季羡林竟然因忌恨儿子孝敬母亲而心生醋意。
在 我看来，这本书真实得近乎残忍。它似乎悖离了“子为父隐”的儒家传统，但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，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：人所具有 的，他皆有之；不比别人少，也不比别人多。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。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大师，当是读者的福祉。
季羡林一生的性格悲剧在此找到了真正的谜底。
一 个缺少父爱的儿子眼里没有伟大的父亲，但这并不是一本被怨气左右的愤懑之作，作者既写出了父亲和家庭的隔膜与冲突，也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真正的理解。一个有 缺陷的父亲才是“我的”父亲，作者试图抓住这令人心酸的经验。笔调平实，无虚言伪饰，素雅沉静的封面装帧暗合了作者的心境。
但似乎有很多人不喜欢接受这样一个大师。
已 经有人断喝，季承别有用心，他为谋私利而打碎父亲这尊瓷像。匿名评论家厉鬼称，季承写了一本“无情之书”，他只从儿子的角度出发，给出了一个无情者父亲的 素描，但没有看到季羡林对社会和学术的大爱。厉鬼不认可季羡林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结论，他以为季羡林是一个忍者和智者，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，抑制自己欲望 而升华为绵绵不绝造福人类的力量。
与那些痛骂季承“不孝”的读者不同，厉鬼给季承 这本书下了一个新鲜的判决：书虽真实，写出了人性的缺陷以及生活的残酷，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真实——吃萝卜的人，要吃洗干净和去皮后的，没有谁要吃连皮带 泥的真萝卜。他不讳言对这枚原教旨真萝卜的厌恶，他放言，季羡林最大的失败，在于有了季承这样一个儿子！
《我和父亲季羡林》不是一本让人愉悦的书，但这本坦白之书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。怎样写光耀千秋的父辈？它把一个真问题摆到我们面前。

解放战争，到底解放了谁？ is a post from: http://starchu.com

美国人管他们的内战就叫内战 (Civil War)
我们管我们的内战叫解放战争
美国人的内战解放了南方的奴隶
我们的解放战争解放了谁？
我们被解放后不能自由地信仰宗教，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不能自由地办报出书。这些权利在六十年前的民国我们是拥有的，甚至在100年前的满清我们就已经拥有了！
有人说，解放前权利和财富掌握在资本家手里，我们是被剥削的阶级，人和人是不平等的，是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做主人。但是解放后，我们是否真的做了主人，权利和财富依然不在我们手里，我们依然接受着这样那样的剥削，当某人被喊“万岁”的时候，你们还认为人和人是平等的吗？
看《建国大业》，闻一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的“最后一次的演讲”，当天就被嘟嘟了！是的，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但是今天的闻一多们有谁还敢在大街上公开地指责政府？无需政府出面，愤青五毛民族主义者们就会把你给嘟嘟了！回想两年前的王千源事件，我们一个个像极了40年前的红卫兵红小兵。这个年代算是什么恐怖，红色恐怖？林语堂说：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，本身是最底阶层，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，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。这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。

……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，决不适用于中国。……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，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，在外国如此，在中国也如此。……有人 说：中国虽然要民主，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，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。这种说法的荒谬，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、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。……
摘 录上面的一段话我刻意没有注明出处。也曾今有人将这段话贴在国内某个论坛上，结果招致一群五毛、愤青的谩骂。指其为卖国贼，只知接受西方的假民主。事实 上，这段话发表于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上，日期是1944年5月17日，原标题《民主即科学》。解放前，中国共产党类似这样的言论还有很 多，诸如以下几条：

中国是有缺点，而且是很大的缺点，这种缺点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缺乏民主。……政治需要统一，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、出版、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，才是有力的政治。（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，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1944年6月13日）
实 行宪政……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：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；二是开放党禁；三是实行地方自治。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，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 的自由，是人身居住的自由，是集会结社的自由，是言论出版的自由。（周恩来，1944年3月12日，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，发表 于北京师范大学编：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第三册，原题《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》）
纪念“九一”记者节，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，一致奋起，挽救新闻界的危机，挽救全民族的危机，反对“一个党、一个领袖、一个报纸”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。（《解放日报》社论，1943年9月1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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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 方周末》的评论员笑蜀先生曾经整理了1941年至1946年期间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在报纸、杂志、书刊上所发表的谈话、文章和评论，并编著出版，取名为 《历史的先声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》。于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，ISBN: 9787810363457。据说此书出版没多久就在大陆悄悄被查禁，后由香港博思出版集团于2002年出版。有人感叹：没被国民党查禁的言论，却在几十 年后被自己查禁，想想是不是很搞笑呢？此书在墙内零星能搜到一些节选，不过没有全文。这里提供了全文网页版，访问需要特异功能。
最后再想想，解放战争，到底解放了谁？解放了哪些权利？海峡的对岸，是没有被解放的人，他们曾今一度生活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，但是60年后的今天，没被解放的那群中国人真的不如被解放过的中国人吗？

按：原文发于08年9月，马上被删了。其实就算是连岳，这么好的文章也不多~
我们就是体制  by 连岳
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这是体制的问题。
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这是体制的问题。
是不是体制的问题？是，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。
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，处理方法是一样的：先瞒、瞒不了骗、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，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，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。
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，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——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？
是的，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，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，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，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，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……是的，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。
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？没有。
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：这是体制的问题。李长江下了，不过换个张长江。什锦八宝饭馊了，不过上碗平强汤。
所以，算了吧。
可是，且慢，你忘了，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。
这体制的存在，有我们的不作为。
我们得有所作为。
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，不是以暴易暴。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。
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，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，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。
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。
让李长江辞职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；张长江还不行，让张长江辞职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。他换一个，我们盯一个，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。
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，我们网络上说；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，我们在嘴上说；我们不停地议论，嘲讽他的谎言，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。
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，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，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，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，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。
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审判；接下来，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审判，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。
并不需要牺牲，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，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，只要你有选择权，你就能让体制变坏，或者变好。
我们能改良体制，我们能选择体制，我们就是体制。
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，体制就变了。
“这都是体制的问题”，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，砸掉他人的信心。
你说“算了，没用的”，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。
我们享受生活，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，我们保持怀疑，我们批评，我们不合作，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，我们就是体制。
如果需要一百年，我们就花一百年。如果需要一千年，我们就花一千年。